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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独秀带小姨子私奔她做继母又做姨母最终被抛弃【人物风云】

发布时间:2019-09-29 12:29:35 阅读: 来源:玉米脱粒机厂家

高君曼不仅是陈独秀的生活伴侣,还协助编辑《新青年》杂志

1919年6月29日,《每周评论》上发表了胡适的一篇文章,通篇只有一段话:“你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?请再读他在《每周评论》第25号里的一条随感录。”

胡适提到的这条随感录是陈独秀以笔名“只眼”发表的《研究室与监狱》,文中说:“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:一是科学研究室,一是监狱。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,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,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。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,才是真文明,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。”

窥一斑而知全豹。只看这一小段文字,就知道陈独秀不是一般人。事实确实如此。陈独秀,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,五四运动的主帅,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。这样一个开创新时代的人物,自小就异于常人。

从小异于常人

陈独秀1879年出生于安徽安庆,自小随人称“白胡爹爹”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。所谓三岁看老,祖父对陈独秀的评价是:“这孩子长大后,不成龙,便成蛇。”成龙上天,成蛇钻草,沦为打家劫舍的地头蛇,总之不可能成虫、成熊。陈独秀倒也“争气”,终其一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祖父的这个评语。

17岁那年,陈独秀参加科举考试,题目是“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”。他觉得试题狗屁不通,于是忽发奇想,弄了一堆难字和生僻的古文,牛头不对马嘴地填满试卷,然后乐颠颠地回家了。回到家后,大哥问他要草稿,看完之后,一个多钟头没有说话,陈独秀这才觉得玩笑似乎开得有点大。不想,这篇不通的文章镇住了不通的老师,结果,陈独秀不但中了秀才,还是头名。这下,陈独秀的大哥彻底懵了。

懵懵懂懂开启了感情生活

陈独秀小小年纪就中秀才之首,顿时扬名四野八乡,上门提亲者络绎不绝。最后,陈家长辈选中了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晓岚。次年(1897年)8月,两人拜堂成亲。陈独秀的感情生活就这么懵懵懂懂地开始了。

高晓岚是个旧式女人,遵从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教诲,大字不识一个。而陈独秀虽说胡闹,但学识渊博,通古博今,思想新潮,还通晓英、法、日三国语言。新婚伊始,陈独秀就命令高晓岚必须认字。偏偏高晓岚性格倔强,死认古训,就是不认字。这两个年轻人,一个新潮、一个守旧,都倔强地不服对方。于是,度完蜜月,两人一辈子的话也就说完了。不过,当时陈独秀还年轻,整天忙得不亦乐乎,所以对不如意的婚姻生活并不在意。

从1901年开始,陈独秀数次东渡日本,结识了苏曼殊、黄兴、陈天华、邹容、章士钊等革命党人,见识更长。回国后,他就开始忙活起来。他曾独自一人办了一份报纸,反响出奇的好,全国各地都有订户。有些读者不知道是一人办报,写信希望把报纸办成日报。他还曾在安徽公学兼任国文教师,上课时不拘小节,有时一边上课,一边搔痒,全不把纲常名教、师道尊严放在眼里。

带小姨私奔

1909年,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来到安庆,住到了姐姐家。高君曼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,是个标准的文学女青年,性格开朗,而且长相出众,衣着新潮。高君曼在北京读书时就读过陈独秀的文章,对这个姐夫崇拜之至。如今见了真人,常常缠着他问这问那,陈独秀也是欣然辅导。

两人年龄相近,情趣相投,时间久了,难免擦出火花。或许是因为包办婚姻,陈独秀就有了一份出轨的理由。而高君曼对于姐姐,或许是因为同父异母,便少了一半自责。总之,两个叛逆的年轻人于1910年公开同居,继而宣布他们要正式结婚。双方父母都觉颜面无光,但也无可奈何,只能大骂逆子叛女玷辱门风,至于成亲那是万万不会同意的。陈独秀见正式结婚不太可能,索性带着高君曼私奔到上海,过起了甜蜜的同居生活。

感情渐冷 分道扬镳

1915年初夏,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《青年》杂志(后改名为《新青年》),1918年李大钊在北京创办《每周评论》,提倡新文化,两人一南一北,遥相呼应,历史上俗称“南陈北李”。1916年12月,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担任该校文科学长(相当于系主任),高君曼大大方方当上了陈教授夫人。至于高晓岚,则悄无声息地退居幕后。1930年,高晓岚去世,生前与陈独秀育有三子二女。

从1910年至1925年的15年间,是陈独秀一生中最繁忙,也是建树最大的时期。这一时期,高君曼始终相伴左右,不仅是他生活中的伴侣,也是他事业上的支持者与助手。她帮助编辑出版《新青年》杂志,掩护陈独秀的革命活动,充当联络员,甚至与他一起被捕坐牢。两人度过了来自外界的一个个难关,但最终还是在感情这个难关上卡壳了。

自1922年起,两人感情逐渐冷淡。据陈独秀友人回忆:因陈独秀与高大众结婚后经常外出从事进步政治活动,在家时间很少,再加上夫妻间的感情本不和谐,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,两人最终发展到拳脚相向。他的几个儿子“即受母氏先入之言,对父颇少感情,而独秀亦公而忘私,父子间极不相得”。事实上,陈独秀对于孩子也缺乏必要的关心,如稍后陈独秀与高君曼同居上海时,高氏时时向陈独秀友人潘赞化哭诉:“独秀性情与人不同,为延年兄弟不在家住食,我也苦说数次,但总不以为然,说姑息养奸,不可!不可!也因此事吵口多次,望你以老友资格代我恳求独秀,使延年兄弟回家。说其为吾姐之子,其母已逝,小子何辜,我是他姨母,又是继母,他们也很驯实,我以名义上及感情上看待他兄弟,尤甚于我所生,他兄弟失母无依,视我亦如母也。今不令其在家住食,知之者不言,而不知者谁能谅我?”而当潘赞化向陈独秀提起此事时,陈独秀还“以为妇人之仁,徒贼子弟,虽是善意,反生恶果,少年人生,听他自创前途可也”。

无奈之下,高君曼于1925年带着一儿一女移居南京。自此一别,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。(原文来自国家人文历史的头条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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